找寻自我的探险——刘五立工作的三个阶段2021-2023

文_林梓

绘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说法对于很多藏家来说可能很陌生，但对于很多以油画为媒介工作的艺术家来说是比较贴切的描述。绘画作为一个古老的艺术媒介，其自身仍然携带着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根源来自画家如何看待画布上的这个空间，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在画布上的工作为何。对于这两个问题，刘五立给出的答案都不复杂——画布是一个叙事空间，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在绘画中寻找自我的过程。

这样的答案很自然将问题引向了——刘五立的这个“自我”是如何丢失的？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会“丢失自我”呢？在从事与艺术无关的绝大多数其他行业的人士来看，艺术家的身份难道不全部是在“表达自我”吗？

然而刘五立的“自我”还是“丢失”了。来自湖南的他，1985年生人，期间并没有在“五大美院”接受本科和研究生的“系统化”艺术教育。他在2007年就从学校退出了，成为了一个“素人艺术家”，并开始了自己的考前班辅导老师生涯。这个身份一做就是十多年，直到202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这个辅导老师的身份，坐在空白画布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作品名称：《夜巡》作品尺寸：200×200cm 材料：布面油画 创作年代：2021

这个女性的形象既是刘五立在这个时期绘画中叙事层面的核心，又是一个在他的意识中牢固的象征符号。似乎在在一块空白的画布上，只有当一个女性的形象被确立出来之后，艺术家与画面的关系才可以被确立，而绘画的过程即是“将一个女性安置于一个环境中的过程”。这个女性也并非具体的某一个女性，而是一个象征符号——她是新娘，是女友，是情人，是陌生人，是被偷窥的对象，是被男性凝视的对象……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刘五立画中的这个女性形象是一个“费勒斯（Phallus）”的形象，也就是能指着一切被抽象化的快乐，欲望以及秩序的化身。他与画面的关系，画面之中色彩与线条的关系，画布之上构图元素之间的关系，全都因这个女性的形象而被确立了出来。

作品名称：《伐》 作品尺寸：170×170cm 材料：布面油画 创作年代：2021年

作品《伐》（2021）是刘五立在2021年的这些有女性形象的系列作品中的第一件，以及有趣的是，这件作品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形象，而在整个画面中占据主要空间的内容是一个个薪木的切面。这些木头的切面在画面中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首先这些切面的形象几乎与木头的形象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似性。木头切面通常所囊括的年轮，褐色以及木头内部的质感在这件作品中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块木头都在以一种狰狞面孔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于是没一块木头都成了一面张开的口，而在每一张“口”的外面都有一张扭曲的白色的“脸”。而整个画面都充斥着粉色，白色与紫色，以及一种极具张力的表现主义氛围。《伐》（2021）这件作品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多少预示了刘五立在2021年的这一批作品之后所出现的转向。

《夜》，布面油画，200×200 cm，2022

《作品A》，2023

《作品B》，2023

《作品A》和《作品B》是刘五立的绘画在2023年最新的发展。在2023年的这一批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艺术家对于之前工作方法以及作品面貌的革新或继承——与之相对的是刘五立对于新材料的运用，以及继续对于那个“失去的自我“的找寻。在2023年的这一批作品中，艺术家开始使用稠面，化纤以及涤纶等布料类材料在自己的绘画中。这些材料有时是作为造型存在的，比如在《作品B》中类似”蛇“的形象；而另一些时候是作为对于画面某个局部效果的补充存在的，比如在《作品A》中右上角的树冠部分。显然艺术家在这里调用的并非是这些布料的文本属性或社会属性，而单纯是调用这些材料的视觉效果——刘五立说，这些材料在画布上比自己画的好，而他自己并不觉得用细笔去模仿这些布料所能达到的那种效果有什么意义，所以就”偷懒“，直接将布料剪裁并贴附于画面之中。

当观者直面画面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布料并非贴附于画面的最外层，而是周围的涂抹痕迹往往覆盖住了这些布料的边缘。这让我们再次想到艺术家在2021年的系列作品中通过率先在画面中确立女性形象来构建自己与画面关系的这一方法。我认为在2022年作品中的花卉形象显然是对之前女性形象的进一步象征性简化和提纯；而在2023年艺术家对于布面材料的使用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刘五立在“确立与画面关系“以及“寻找自我”这些问题的阶段性答案。

布面材料作为本质上的一种现成品，与艺术家共同存在于这个共享“物属性”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布面材料共享着很多艺术家同时具备的性质与特点——这一点与艺术家制作的图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在刘五立所遵循的这种表现主义的路径中，绘画属于图像的世界而非物品的世界。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将布面材料以一种结构性的方式而非装饰性的方式嵌入到画面构建的过程之中——这一动作的背后与刘五立一直以来渴望与画布建立一种更直接的，更坦诚的，以及精神分析层面的关系是直接相关的。换言之，我们可以将这些布面材料的在绘画中的参与理解为“刘五立使用自己身体的象征物作为材料参与到了画面的构建过程中”。并且在这个动作中，刘五立通过这些象征物，也就是布料，让自己成为了画面的一部分，从而强化了艺术家的在场以及使得那个“丢失的自我”得以在艺术家的面前显形。

无数的从学院毕业的（所谓）当代艺术家沉溺与技法，规训，以及操作流程，迷信于技术所带来的“存在者”式的幻觉，并且被学院或市场体制所建立的标准所迷惑。在这样大大环境中，刘五立值得被我们欣赏和肯定，因为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植入了问题——这个问题并非一个只在某一个特殊语境下才成立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真诚且单纯的存在主义问题——“在艺术教育的重复实践中，我的‘自我’遗失了，而我要通过绘画把那个‘遗失的自我’找回来”。这个问题的确立同时构建了刘五立工作的本质，那就是：让画布的空间成为了心理空间的投射，并且让绘画的过程成为了一次精神分析的过程。刘五立的作品则在这种个人化的反复分析于投射中持续演进。（作品图片由艺术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