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艺术不是乡建，也不是社区营造——陈晓阳专访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试验区第一次农品展览会颁奖合影（1931年）（图片来源：搜狐）

比如梁漱溟在1928年前往广东开始思考乡村治理问题，辗转多地后于1930年在河南进行村治试验，后转到山东邹平继续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延续到1937年战前才被迫结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既留下丰厚的遗产，也留下很多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的乡建实践可以视为这一运动的持续回响和继续发展，依然还有很多做农村研究的学者、乡村发展振兴的研究机构及很多公益组织在扎根乡村，从生态、农业、生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进行建设实践。其实艺术家参与的乡建项目在其中是比较少的部分，但是因为艺术的视觉表现力和传播力比较强，在公共媒体中看到的多一些。

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官网）

艺术中国：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首次采用一个集体策展方式，文献展也呈现了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项目，中国也有团队的作品展示，您对此有怎样的评论？

陈晓阳：从2019年初确定邀请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来策划展览开始，我一直留意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所带来的信息和讨论。但是因为疫情限制不能去到现场观看，从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获得的部分信息中，只能简单说一下基本看法。从目前的展览状况和反馈而言，我觉得未来在讨论展览史时，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可能会反复被提及，虽然并不一定全是乐观的评价，而是一些更为复杂的讨论。

因为这届展览的工作方法中涉及到几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个是ruangrupa小组的集体策展方式，以一种刻意的去中心化和去欧洲化的工作方法，的确呈现出一种国际艺术界并不熟悉的亚洲式集体协商机制。他们通过超越空间建构的“谷仓（lumbung)”概念所强调的集体智慧、共享、互助、平等、弹性的描述，在东西方的历史及文化语境里，其边界和内涵未必完全吻合，会有一些交错和彼此误读的部分，当然这与他们强调展览的混沌性与生长性并不矛盾，还是能自圆其说并可以有效执行的策展方法。

曹明浩和陈建军的作品：摆渡船上的博物馆（图片来源：搜狐）

几位参加这届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中，我相对熟悉的是曹明浩和陈建军的项目，我们一直也是很好的朋友。从他们很多年前的工作中，我了解一些他们创作的初衷和思考的起点。自2016年开始，他们的工作聚焦于与区域水系相关的生态及社会议题，选择和学术社团、专家学者、社工组织及社区成员讨论与协作，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调研和互动，深入了解相关社群内部对这些议题的真正看法，并借此进入社群中进行直接对话，再以擅长的记录和艺术表达形式呈现出来，他们尤其擅长在展览过程中搭建相关问题的延展对话平台，这些对话既是与展览相关的公共工作坊，甚至也是作品本身，这就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在地性和参与性特征。同时两位艺术家很在意最终问题呈现时的视觉呈现和互动媒介的形式语言，这让他们的作品同时具备很完整的可观看性和有效的图像叙事，并能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中持续生成阶段性作品，也因为他们选取的在地现成品素材非常准确，同时对展场塑造尽量节制，使他们成为在近年重要的国际展览中经常能见到的中国艺术家。

Pangrok Sulap成员(图片来源：s1gnal.org)

一个是在陆思培策划的“穿针引线”版块中“庞克摇滚社（Pangrok Sulap）”项目。这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艺术家、音乐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团体，其使命是通过艺术赋权农村社区和边缘人群。“Pangrok”是“朋克摇滚”的当地发音，而“Sulap”通常用来指婆罗洲沙巴州农民所使用的小屋或休息之所。自2013年以来，通过创作大幅作品参加各类展览以及用手工制作的文创产品作为传播项目理念的媒介，尤其是大型合作式的木刻版画项目，已成为该艺术小组传播工作理念和公共议题的主要方法。该小组是“DIY”概念的提倡者，因此他们的口号是“Jangan Beli, Bikin Sendiri(不要购买，自己动手）”。

Pangrok Sulap的艺术家在创作（图片来源：Pangrok Sulap）

他们的作品通常专注于讲述婆罗洲的农村地区几近消失的森林、动植物和人类生活方式，通过捕捉人类交往中无忧无虑的时刻，探索隐性的环境剥削等社会议题。其作品创作多由小组成员与社区成员共同合作，收集在地社区的历史、地方性知识与生产生活经验等故事，并通过版画创作来描述表现这些故事内容形成合作作品。他们还将版画印制的过程“发明”为一种新的社区仪式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小组成员中的音乐家会演奏原创的当代民间音乐，同时邀请所有参与者在木刻版及上面覆盖的印刷介质（通常是大幅的布）上转圈跳舞，表演沙巴州传统“苏马祖（Sumazau）”民间舞蹈，起舞者通过自身的体重将木刻版画的油墨转印到印成品上，然后在参与者的注视下共同揭开作品。这些活动为当地的社区创造了更多社区相聚与团结的时刻，为居民创造机会从不同角度理解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和传统，他们通常会留下一些作品在当地，让社区居民拥有反复讲述故事的素材并产生更深远的社区影响。

另一个项目是泰国艺术家双人组Jiandyin带来的“班格诺合作艺术与文化（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 Culture）”，这是两位艺术家Jiradej and Pornpilai MEEMALAI朋琵莱·明玛莱&纪拉德·明玛莱在2011年创立的一项非营利性艺术家计划，项目地点位于泰国中部的叻丕府，为农夫(Nongpo)社区和全球网络开展跨学科艺术项目。班格诺（baannoorg)在泰语里原本是乡村、乡下的意思。项目中设有Day Off Laboratory, NPKD，社区实验室等多个与本地社区共同工作的项目。Jiandyin年轻时外出求学，成为有成就的独立艺术家后回到故乡村落，自2002年开始通过合作和社会参与来实现在地的艺术研究工作，其中涉及比较广泛的学科和媒介。Jiandyin对创造空间与平台或情境感兴趣，以此分析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在地区空间的背景和历史。他们有很丰富的国际驻地经验，加上对故乡社区的情感联系，可以扎根到社区中，这种落地生根的努力，让他们在社区建设和社群运营时，具更备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365天：生活缪斯日历》2017  （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特别介绍一下，他们也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参展艺术家，他们的参展项目《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在“文件展厅（documenta Halle）”中展出。这次的项目由Baan Noorg和中国台湾的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及德国当地的威尔森滑板公园合作，从项目所在地菩泽村从以农业转变为畜牧业并延伸出的酪农产业，而产生的一系列饮食生态、历史、仪式、人类活动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等交织而成的问题展开。在《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中，艺术家试图将他們家乡的社会变迁史与现代的年轻人文化联系起來。在面对没有经济价值的奶牛逐渐走向终老时，Baan Noorg找到了与当地文化遗产中心的连接——以牛皮制成皮影戏偶。在泰國的历史中，人們就会将因怀孕死去的奶牛皮处理得干净平整，请工匠雕刻好后捐赠给佛寺，用来制作皮影戏中神话史诗里神祇的角色。

以《罗摩衍那》为主题的泰国皮影戏（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不仅介绍来自泰国的事物与仪式，也是透过这件作品将相异事物链接在一起的舞台。（图片来源：Baan Noorg的facebook）

艺术中国：近年来，中国参与式艺术也渐趋活跃，尤其是广东地区，广东地区的参与式艺术实践有怎样的特点？

陈晓阳：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是国内社会参与式艺术发展比较早的地区，项目实践方法比较多元化，发起者的身份也相对多元一些，这应该和广东拥有历史悠久的公民（市民）社会基础有关联，也与广东本地的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活动丰富有一定影响，公众的公益意识和社会基础比较好，很多人都有为公共问题发声的需求和经验，也可以说更有“公心”，更愿意推己及人关注“小我”之外的“大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艺术家也就自然会更容易在公共空间中用艺术实践的方法参与社会讨论。

   参与式艺术的工作方法

艺术中国：参与式艺术项目中的艺术家如何与所关注群体实现一种比较平等的参与感？

陈晓阳：根据上一个问题的分析，也就可以理解参与式项目并不是去社会现场创造某种客观的群体平等，而是创造多一些对话和彼此了解的可能，同时群体间的绝对平等本身也不存在，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支持、彼此协助，不断调整社会结构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人性的需求已是美好的社会。

艺术中国：您非常强调在地实践的参与性，具体到您主导的广东“源美术馆”计划，您觉得项目实践中，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和当地村民这些不同群体会采取哪些参与交流的模式？

陈晓阳：可以分享的经验是预先告知和分享座谈。我们通常在对社区做了相应的前期调研后先做预判，评估项目可能展开的工作方向，并形成可视化方案，直接分享给社区居民看，根据他们的反馈询问是否欢迎我们进入，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就暂不开启，继续调整方案或选择其他社区。但是通常这样相对平等的坦诚对话，往往会获得有价值的反馈以优化方案并获得邀请。项目团队内部的平等与民主也很重要，当然这样的工作方法效率并不高，在分工过程中不太容易把握好付出与收获的绝对平衡，能够在一个时段内动态平衡已是很好的状态。

村民们在讨论从城里展览后又回到村里美术馆的角柜（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艺术中国：您具有人类学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您参与的项目都做过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这些方法与艺术家在乡村调研有哪些不同？在您看来艺术家如何与人类学者更加深入合作，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

陈晓阳：人类学家因为受过专业的学科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训练，在观察社区类型和与当地居民交流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人类学的整体观和全因素的民族志视角也会帮助人类学家更准确地理解社区，并发现社区中的矛盾与问题出现的成因。艺术家的的观察与发现相对更偏向感觉层面，艺术家会更容易发现平凡的乡村社区中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和人与物的存在，对山川溪流、风花雪月、鸟叫蝉鸣更敏感，艺术家会从审美的角度提出对乡村问题的生动呈现或创造性开发的思路，对于大部分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如果人类学家、艺术家以及更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工作背景的人可以一同协作，肯定会对未来的乡村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实践路径。

陈晓阳

陈晓阳，人类学博士，现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视觉人类学、华南研究及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作为跨领域的艺术家和研究者，她的研究项目及作品多从被遮蔽的社群历史与现实展开，与志愿者组织、教育机构、博物馆和公益组织合作，通过研究、写作和在地展览等方法，持续展开关于华南区域的研究、传播与文化再造。近年工作重点转向以人类学、文化史及参与式发展的视角，探索新的美术馆实践与策展研究。

*本文部分材料参考“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的相关策展及研究介绍文字，以及Baan Noorg班格诺合作艺术与文化项目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