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介入、参与式——另一种地方的打开方式

撰文_刘鹏飞

近年来，艺术介入社会是一个热门话题，随着艺术观念的转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家已经不再局限于“纯艺术圈”的白盒子空间，开始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以人文关怀、治愈社会为己任，参与到各种艺术化的社会介入中。

在艺术介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地方的文化建设成为了一个瞩目的焦点。随着全球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升级，夹杂着历史遗迹和地方特色文化的日渐消弭，近年来，在国家及地方政府对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以及对文旅产业的推动作用的背景下，涌现了很多具有艺术介入社会生活的形态，比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地艺术节、艺术乡建、各种城乡景观升级改造，以及更偏于参与式艺术的各种小型驻地艺术活动。

“地方音景：苏州的声音地理”项目的田野录音，2020年

但在学者和艺术家看来，地方显然不是一个固化的行政概念，著名策展人欧宁引用了人类学家Marc Auge对“地方”(Place)的三个基本特征：具有认同感(identical)，能产生人与人的关系(relational)和历史性(historical)。他将那些千篇一律、毫无个性、与周围隔绝、不能给人在地感和历史感的地方称为“非地方”。艺术家的地方认知是对地方的地理生态、风物遗存、历史记忆、当地人与地的关系等综合体验，地方再造也不是单一视觉化的呈现，地方是一本厚重的大书，需要不断被书写、被打开和重塑的过程。学者Fred Kent认为地方营造（placemaking）是指把一个你只想快速穿过的社区、乡镇或城市变成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地方。

相比大型活动与地方政府或大企业的强关联，参与式艺术家与权力与资本呈现弱连接。近年来，他们在很多中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生成了很多富于探索意味的驻地创作和小型艺术节，从业者深入挖掘被现代性遮蔽的地方性知识、以温和平等的交流方式与地方机构与社区居民产生更多互动合作，再通过低物质成本的艺术创意表达方式，从而在激活地方记忆、地方想象力，重塑地方文化方面起到润物细无声地推动作用。

由方志传统延展出的地方叙事

在众多的驻地的创作组织中，“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是一个既有代表性又比较特别的艺术小组。

中国的在地艺术创作，多参考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方式，但“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却借用了古代方志的概念，方志既有风俗、物产、舆地的详备的地方知识资料，又夹杂着地方闾巷杂文隐逸传说，其内容之广博，考备之周细，均令人称奇。

“ 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发起人芬雷强调方志小说的两种地方经验：⽅志记实，关乎现场经验，⼩说写虚，关乎想象历险，⽽⽅志⼩说将两者杂糅，意在虚实并⽤，彼此激发，开启实验性的在地协作。由一实一虚两种叙事角度，方志小说打开了地方文脉与想象力的空间。

地方的现场体验、游走与地方文献、口述史的挖掘是方志小说的突出特色。方志小说一方面延续了古代方志的传统，一方面也跳脱出传统，通过联合驻地写作，以外来艺术家的鲜活在场体验伴随当地人的个人与集体记忆的激活，通过微小的工作实践，共同编撰地方“新文献”，促进地方的文化价值认同。

方志小说组织艺术家去地方调研考察

方志小说驻地写作联展-厦门站，策展人：余雨萍，2019年

厦门沙坡尾是著名的网红打卡点，避风坞是厦门唯一的渔船避风港，在这里，艺术家避开消费景观化的浮表，受当地渔民的启发，使用“用渔法书写现实”，抽丝剥茧般不断深入地方情境，在现实的路径分支出个人经验，以此为锚点，逐渐展示被遮蔽的当地历史和个人表达。

方志小说与当地文化机构在成都桐梓林社区发起的工作坊

成都的桐梓林社区接近于成都人对大都市的想象，这里既有早期的富人区，也有古早的理发店、修鞋铺、唱片店等街边小店，具有现代性及地方特色混杂的特征。方志小说与当地机构在这里发起了 “白话龙门阵”工作坊，依循成都人熟悉的聊天方式，从讲故事这一古老的媒介中探寻社区连接的可能性。 同时发起者以策展的思维引导社区居民不局限于社区规划或街道治理等现实问题去展开讨论，而是多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旧与新的地方记忆与情感链接。活动期间，他们开展了讲故事的人、有故事的菜、小小故事迷，诗歌工坊等活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也超乎他们的想象，很多居民和孩子不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写作、插图，甚至主动发起工作坊，成为社区艺术主动的参与者和创建者。

方志小说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古代“待志”传统延展出的概念，即展现地方历史与未来之间对话、协商的框架与途径，待其时、待其人。今年方志小说计划在河南信阳长期驻扎，与TBB社区建筑与⽂化季合作推出“方志小说工作栈”，邀请各地艺术家驻留创作，同时为他们做长期档案记录。在工作方向上，方志小说除了地方调研、梳理和展览，未来更致⼒于地⽅共益，营造在地⼯作的创意社群。芬雷在河南调研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地方创意的需求，比如河南固始县的三河尖镇，当地柳筐非常有名，可以畅销到欧美地区，但近年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挤压，所以对于柳筐的设计需求比较迫切，芬雷设想邀请设计师来到工作栈进驻留设计柳筐样品，设计师可以从被市场选中的产品订单中分成，未被选中的可以在展览中呈现，公司和政府负责推广，几方力量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地方文化和实体业务的落地。

海岛家园修复计划

如果说方志小说以个体/群体、外来者/当地人协同创作的“新方志”触发地方叙事的展开，那么艺术家翁奋则是围绕乡村家园意识开启了海岛地方叙事。

秦山村植物茶园

2022年，翁奋将他的思考与研究付诸于实践，开始实施他的“艺术屋-群岛计划”，该计划落地的第一个空间是“秦山村植物茶园”。 艺术家在文昌泰山村的安置区的公共空地上仿制当地村民田间的“安全屋”搭建了七八座吊脚木屋，屋外木墙上印制着翁奋拍摄的村民影像。木屋之间相互联通，地板铺有凉席，人可在其中穿行坐卧，墙内壁格、木桌和地面上置入海石，木屋外围栽种着各色植物。翁奋的“秦山村植物茶园”可以看做在现代乡村规划理念下的“新聚落”里内置的一个微小的海岛原乡乌托邦。

茶园木屋中的一草一木一石都来自老泰山村，对于大大小小的海石，翁奋特别强调：“祖屋墙壁里的“海石头”——如“祖先化石”般——隐喻和象征着我们对于早期福建祖先“衣冠南迁”血脉传承的传统家园谱系的继承。”

翁奋与当地村民交流

翁奋打造的茶园首先是一个乡村公共交流空间，泰山村和前进村村民都可以自由在茶园里使用现有设备冲泡奶茶、咖啡，在茶园喝茶聊天，也可以带外村外地朋友一起到茶园喝茶聊天。

当下参与式、关系美学的地方实践很多，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实施多主体联动的艺术实践，尤其将当地人的意见纳入到实践中。翁奋受到法国哲学家朗西埃的歧感美学的影响，他所倡导茶园交流不是单向度的传播和浅层的交流，而是形成“岐感-共振”状态，即容纳乡村多主体的“意见多元”的对立、冲突与协商。

下图是秦山村植物茶园原址，因有村民不愿意看到石头，经过大家协商后搬迁到上图显示的村中心公共区域，周围建筑是未来商铺，离最近住屋50米。

尽管有很多居民和外来客人非常喜爱这组“茶园木屋”，感受到翁奋所倡导的海岛乡村家园的宗族血缘共同体和游—居的价值意义，但也有一些村民的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茶园木屋刚落成时，有的村民不喜欢那些海石，亦不希望木屋建在自己屋子旁边，翁奋就将木屋搬迁到更为适合的公共空地；有的村民觉得木屋门口太矮，他就将木屋的门口扩展，方便村里的老人出入。有一段时间，木屋周边的花草被人破坏，他并没有安装摄像头或贴出警告，只是默默将花草复位，再破坏就再复位，反复多次后，就没有再发生此类事件。当地有领导与村民沟通不畅，会抱怨村民好麻烦，翁奋就劝解他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以更为尊重的态度对待村民。

茶园计划推出后，受到了很多当地人和外界的关注，翁奋也计划和其他机构合作继续启动以乡村家园历史文化生活以及乡村教育传承为主题的“泰山村艺术博物馆”“知识药店”等下一步计划。

翁奋与孩子们在一起

翁奋以艺术家独特的轻松柔和、开放包容的微小艺术实践慢慢润泽当地失去原乡家园的村民和外来访客，让他们逐渐感受到“乡村家园”的价值与意义，消弭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虚空感，漂泊感，由此唤醒新村民的“祖灵信仰”与创建“乡村家园”的文化意识，由此也开启了一种新型文化意义的乡村地方实践。

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很多类似的参与式地方艺术实践案例，例如艺术家焦兴涛和学者陈晓阳的地方项目，参见笔者的采访文章《焦兴涛谈羊磴计划——重建艺术与生活的连接》《角柜计划——一位人类学者眼中的乡村振兴》。

从以上案例中，我们能感受到新一代轻介入参与式类型的艺术家的特征，他们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有着清醒的文化认知与自觉意识，同时他们明晰艺术家的角色定位和能力界限，以及艺术与社会的边界。不同于宏大、快速和景观化的地方建设方式，艺术家们以微小、富于特色和参与式的艺术实践，逐渐吸引本地和外来者去共同参与地方实践，形成多主体的联动，由此打开了不同维度的地方文化空间和问题价值，促使更多人去深入思考地方的生态、土地、关系、劳动与生活的原乡价值与实践现代性多元渠道的可能性，从而为地方文化价值重塑提供了新的契机。

同时，参与式在地艺术在中国起步较晚，地方的情况非常复杂，参与式艺术活动在与多主体沟通、多主体内驱动力、艺术内容与形式创新，长期运营等方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大众对参与式艺术、在地艺术的理解和长期认同上是关键所在，正如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周子书所言：“对于社会设计而言，叙事的本质是要把设计师对“系统性的空间想象”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 价值话语体系'。大众往往关心的是价值部分。”这些需要从业者更多的努力，需要社会各界与在地艺术从业者彼此的信任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未来才能使在地艺术与地方文化建设更好地协同发展。

(本文部分内容艺术家来自芬雷、翁奋的采访，图片由艺术家芬雷、翁奋、欧宁、焦兴涛授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