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夏加尔：“童话诗人”笔下的悲伤

夏加尔早期作品《我和我的村庄》(1911)，颜色明媚，梦幻而美好

近日，法兰克福锡恩美术馆(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聚焦夏加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以“乱世”为展览主题，通过60余件绘画、纸上及舞美作品集中展示了艺术家在人生“至暗时刻”的艺术创作——肉身被放逐，心灵在流浪，漂泊者在出逃、回家、寻根、断裂和迷惘中漂浮在蓝色的夜空里，夏加尔用敏感的灵魂和思乡之笔描绘出了自己对“乱世的回响”和“漂泊感的超越”。

夏加尔 《哭墙》 The Wailing Wall, 1932

1931年，夏加尔前往巴勒斯坦参观宗教圣地并在此待了三个月。为了为《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做绘本，旅途中的夏加尔用水粉速写记录了耶路撒冷的诸多场景，因此这批绘画和夏加尔那些早年“梦幻系”作品有着迥异的风格。《哭墙》便是其中一幅，它不再是梦幻元素与超越现实场景的多元组合，而是极具写实性的准确的记录了犹太圣地耶路撒冷的旧城。

Solitude，1933

《梦境》 The Dream 1938-39

在这一阶段，夏加尔的用色更加阴郁低沉，同时表现出对时局的不安情绪。他的作品中不再只是个人经历的追忆和描绘，而是开始加入更多思考和对外部环境的态度。《梦境》这幅作品以深蓝色天空为背景，给人以黯淡忧郁的感受。随着二战的爆发，夏加尔一路向南逃亡，1940年来到普罗旺斯的石头城戈尔德（Gordes）。受南法自然风光的启发，艺术家在画面上描绘了一片绿色的田园风光，作品的中间位置画着油灯和挂钟。这些元素来自于艺术家的儿时记忆：在他父母的卧室曾有一个摆钟，儿时的他却非常害怕那个摇摆的机械巨物。钟摆无情的摇摆，也象征着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

随着战争和对犹太人迫害的加剧，夏加尔和其妻子贝拉不得不继续逃亡。1941年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代表紧急救援委员会前往夏加尔所在的戈尔德，他向艺术家展示了纽约MoMA向其提供的邀请函，表示将为其提供安全庇护。起初，夏加尔是犹豫的。正如他后来回忆道：“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却居住并生活在美国……”然而时局所迫，夏加尔最终不得不在弗莱的帮助下，携妻子借路里斯本乘船前往美国，于1941年6月21日抵达纽约。他们的女儿艾达（Ida）也在六周后随丈夫前往。虽然夏加尔旅居法国时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当地的风景和城市面貌，但美国印象却几乎不曾出现在他的画作中，夏加尔始终热衷于对欧洲及其家乡的表现。

夏加尔的舞美设计

虽然远离战场，但艺术家却始终无法逃离精神的创伤。他曾说到：“我每天都带着十字架…可是，我的上帝啊，你是不是已经抛弃了我？请告诉我这都是为什么？”好在，美国的庇护给了艺术家生存的余地。1946年，MoMA为夏加尔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个展，而夏加尔在美国的收获不止于此。他在这里遇到了艺术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儿子皮埃尔·马蒂斯（Pierre Matisse），皮埃尔自己运营着一家画廊，也帮助夏加尔销售作品。同时，自1942年起，夏加尔陆续接到一些委托创作，纽约芭蕾剧院欣赏其才华，邀请他为《阿莱科》（Aleko）作舞美设计。美国芭蕾舞剧院也请夏加尔为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著名的《火鸟》（The Firebired）作舞美及服饰设计。

《婚礼蜡烛》

1944年8月，盟军解放巴黎。夏加尔夫妇想迫不及待的回到法国，然而命途多舛，妻子贝拉因病毒感染于9月2日辞世，年仅48岁。夏加尔失去了他的缪斯和精神支柱，并一度丧失了创作能力，直至次年春天，他才再度拿起画笔创作了《在她身边》（Around Her）和《婚礼蜡烛》（The Wedding Candles）两幅作品。原计划离开美国的时间也延后到1948年。

《执伞的牛》

二战的终结并没有带走艺术家的伤痛，无论从国际政治环境还是夏加尔个人的情感生活上，这都是一段纠结而矛盾的时期。《执伞的牛》创作于1946年，摇摆的牛尾延展出一对情侣，那正是艺术家和贝拉的模样。白色的牛喂养着黑色的小牛犊，背景则是一片鲜红。一个小丑装扮的男人躺在地下，他被牛死死的踏住胸膛，消散在背景之中……

夏加尔 雪地里的雪橇 1944

再读夏加尔，我们似乎明白了艺术家为何排斥他人对其冠以“诗人”或“梦幻”等修辞的原因。他的风格兼具老练与童稚，他将真实与梦幻融合在色彩的构成中，然而正如艺术家人所言：“我们的内心世界就是真实”，褪去“诗歌般画面”的外衣，是那颗热忱的真心——无论身在何方，夏加尔的心始终驻扎在那片故土，他的脉搏始终与现实同频。（编译/良月，图文来源于artdaily、法兰克福锡恩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