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家辜朝明：一代人经历衰退，一代人重拾信心(3)

美国金融市场监管常引入法律领域的 “祖父法则”，即立法变化以后，旧法适用于既成事实，新法适用于未来情形。这也是地产调控需要的。否则一些开发商按照旧规则盖楼盖到一半时，适用更严格的新规，可能会产生很多麻烦。

至于社会福利，是能否在泡沫破裂后，有充足的住房供给满足那些有能力和意愿买房的人。你仔细想想，这两种情形其实不冲突。

《晚点》：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市场调控，为什么全球那么多国家都重复政策干预？

辜朝明：我想这是官僚们的本能，看到物价上涨就想控制。实际上适得其反，最终将价格推得更高。

如果日本政府 1980 年允许开发商建更多房子，即使开发商随着泡沫破灭而破产，人们的财富贬值，但他们住的会更好、生活地更好。我想这是唯一的、也是我们真正期盼的事情。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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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一代人，才能走出对衰败的恐惧

《晚点》：人们用 “低欲望社会” 来描述在经济衰退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的心态。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辜朝明：我同意。在经济泡沫及更早时期，日本人梦想着可以击败所有人。现在没人会这么说。

我 1984 年回到日本时，日本企业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击败了美国企业，汽车、家电、汽车、芯片等等，日本人说 “我们再也不能从该死的美国人身上学到什么了”。日本站在世界之巅。

泡沫破灭后，日本人停下来说 “天哪，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外界学习”。1990 年代初期和末期的日本人过度自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泡沫破裂反倒是件好事。日本人变得更加开明，愿意听取国外的建议。

图：日本上层人士热衷打高尔夫球。1989 年，三菱在日限量销售的价值 1 亿日元的高尔夫球三件套，数日内售罄。

《晚点》：经历衰退之后，人们能从 “尽力避免风险” 的消极心态中恢复吗？

辜朝明：能。但恐怕需要很长时间。也许是一代人的时间。

我 1954 年出生在日本。当时日本并不富裕，某种程度上我也受环境影响，至今会确保自己存足够多的钱，以防万一。

美国大萧条在 1929 年经济泡沫触顶、破灭，所有人忙于修复资产负债表。美国人用了整整 30 年，才让利率恢复到 1929 年的水平。日本经济衰退到现在差不多也有 30 年了，利率非常低，人们仍不敢借钱。

但如果换个角度，美国人赶上了一个独特的机会。1941 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生产数以万计的飞机、坦克、军舰投入二战，这实际上成为一种政府的财政刺激措施，迅速修复了资产负债表。

《晚点》：你认识的日本人心态有变？

辜朝明：我认识的一些人耗尽积蓄购入东京价值 1500 万美元的房产，后来房价跌 300 万、400 万美元，但债务一点都没少。他们一夜之间变得异常谨慎，根本不想消费，只想偿还债务。

图：大前研一笔下的日本年轻人在泡沫破裂后，午餐靠便利店三五百日元的便当或者更便宜的饭团解决。

整整一代人都是如此。日本公司不再像以前那样雇佣员工；日本年轻人也不再想着到美国留学，了解那里的商业和技术，学成归来帮助日本变得更好。一旦这样的世界存续 30 年，“谨慎” 就成了铁律。资产负债表衰退带来的悲观情绪挥之不去。

关于这点，可以从和日本朋友聊天甚至走在大街上就能看出：这人不再是你在经济泡沫时期认识的那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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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一次的机会

《晚点》：全球似乎正进入高风险、高通胀、低增长的阶段，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辜朝明：不确定因素太多了。过去两年，有时候我更希望自己是流行病学家，或者是军事专家，这样有助于判断正在发生的事情。

高通胀还将伴随我们一段时间。因为担心全球变暖，能源价格将保持高位而且必须维持高位，这样才能鼓励更多可能再生能源进入市场。除非俄乌冲突完全结束，否则制裁继续存在，能源供应仍会受限。

供应链问题也推高了通胀。但这部分我认为会自行纠正。

《晚点》：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你作为经济学家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

辜朝明：展望未来，我认为最大变化之一是，现在所有西方国家以及日韩等国，也都把政治问题放在经济福祉之上，这是 1990 年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转变。以前发达国家的态度是，只要能赚钱，可以搁置一部分政治问题。

包括商家、消费者在内的每个人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变化。

《晚点》：从令人羡慕的高增长跌下来，是一定会发生的么？

辜朝明：我相信你们听过无数遍关于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历史上每个经济体都只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然后都会进入缓慢增长阶段，没有例外。因为总是有地区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工程师更努力，大量投资会自然地转移到这些地区。

这种情况先发生在被日本追赶的美国和欧洲身上。等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又有 “亚洲四小龙” 在后追赶。再之后是中国的崛起。现在则是东南亚的冲击。只要贸易全球化继续，这样的转变避无可避。

所以在经济快速增长周期内，应该倾注所有来确保经济快速、高质量地增长。因为 5 年、10 年后，增长一定会慢下来。

中国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史，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只用 30 多年就把人均 GDP 从 300 美元提高到 10000 美元。中国应该用尽可能多的积极政策延长这一增长的过程。因为十年后老龄化加剧，或者其他地区竞争力更强，一批中国公司恐怕也被迫外迁产能。

人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相信一部分中国人已经过得比美国人更好，但若要让 14 亿人都过上这样的生活、达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标准，今后 10 年至关重要。

《晚点》：最近几年中国也越来越多地提到 “低欲望社会”。

辜朝明：我未能亲自到中国了解这里的变化，我仅对我听到或者感受到的发表一些看法。

中国人总体上比日本人更有创业精神。日本人喜欢在大集团、大公司里工作，而很多中国人喜欢拥有自己的企业，努力工作、力图做出成绩。“努力” 写在中国人的 DNA 里。

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和生产力，blah blah blah。我觉得这些都是错的。若要经济增长，宏观上就是 GDP 得超过前一年，微观上就是必须有人花的比挣得多。借助信贷，一个人、一个企业的支出就有机会超过收入。所以借贷是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人们又为何要举债？我认为有两个积极的因素。一是企业主知道当前利润规模受限于产能；二是有好的商业模式或产品创新，好到每个人都想要。基于这两种假设，企业家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借款，花得更多、但也赚更多，进而经济就会增长。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有能力提出有趣的商业想法、发明很多的伟大产品。问题是，是否有足够多这类公司或企业家来推动 14 亿人的发展。

你能在任何一个经济体找到伟大的企业家，区别在于数量寡众。日本有一些，但还不够多，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发展有点慢。美国有很多，且备受支持，所以美国经济仍然在快速发展。

在这点上，我认为中国有机会发展成美国那样，因为你们有那么多勤奋、聪明的人。尽可能消除不确定性，让那些人有几个点子就敢投几个，充分释放他们的能量、推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