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村庄里的文化正在消逝，我们该如何认识它？——一次关于村庄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岳永逸

岳永逸：与乔晓光老师认识多年，我也在做关于乡村的研究，但我们进入的路径不同。乔老师是在民间艺术之中发现信仰，我则是直接探究乡村的精神信仰。因为我曾在相当层面上忽略了艺术领域，在了解乔老师的研究之后，不仅对我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使我意识到我们的共通之处，那就是我们都直面乡村。无论是精神信仰，还是城里人所谓的“艺术”，其实都是村庄里父老乡亲的生活本身。

乔老师的这本新书实际上是他40年来从事乡村艺术田野调查和剪纸创作的心路历程。在学院派或经典的艺术研究中，通常是就艺术谈艺术，乔老师最大的不同是把艺术还原到生活之中。重要的是，他指出艺术类的非遗最核心的部分或最初的源头，是和父老乡亲的精神生活与崇拜信仰是紧密关联的。我佩服乔老师的勇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回避这个话题。所谓的艺术其实是乡民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学术的研究脉络来讲，《村庄里的艺术》在向中国的民间艺术致敬的同时，也在向中国沉默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致敬。另外从血脉的角度，从中央美术学院的老一辈的古元、江丰，到乔老师的老师靳之林、杨先让，再到乔老师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传承。中央美院的民间美术系一直在关注民间传承的活生生的艺术。这本书不仅是对前辈老师们的致敬，也是他对自己研究的一个总结。

在我看来，乔老师的研究实现了三个突破。第一，他发现了除了西藏地区之外，剪纸艺术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艺术形式里基本都有存在。这改变了以前我们普遍认为剪纸只在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存在的认知；第二，通过他和团队的努力，我们知道了因为造纸术的传播，剪纸不仅是属于中国的存在，也是世界性的存在。中国是剪纸的原乡。这是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一个极其有力的推进；最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之初，乔老师就提出了“活态文化”的概念。他把各个地方、不同族群的男女老少生活中存在的民间艺术命名为“活态文化”。这个命名改变了民间美术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对传统文人精英艺术的研究路径也产生了影响。

因此，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不是坐在图书馆里翻阅故纸堆或者是去观看藏品陈列就能做好的。“活态文化”在相当意义上促进了一门新的学问的产生，对今天的非遗研究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许柏成：谢谢岳老师。尚辉老师是美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学者，您看过这本书的感受是什么？

资深媒体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女性幸福基金创始人邓立

邓立：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分享《村庄里的艺术》的读后感。我自己在做少数民族非遗手工艺的传承保护和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乔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和专家。

我是半路出家开始接触传统手工艺非遗的，为了能够尽快的进入到这个领域，我一直在恶补各种的专业书籍，是一种“恐慌式的阅读”。这本《村庄里的艺术》的阅读体验非常好。最近，我在飞机的旅途上或者在小镇的旅馆中都在阅读。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可以这样感性以及代入式的体验非常难得，仿佛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纸面上站起来，然后走到我们面前。

我的实践项目地点主要是在贵州，乔老师也走访了贵州很多的村寨，所以书中很多场景对我来说都很熟悉，尤其是书中描绘的祭祀活动和民族节日我都感同身受。书中有一个小故事非常打动我，就是《最后的玩偶》一节。鄂温克族人得克莎讲述，当她的父亲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他亲手给女儿做了很多的玩具，希望给女儿留下一些纪念。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位有爱的父亲和他的女儿之间情感的温度。这让我想起在黔东南的季刀苗寨，一位女性身上独特的盛装。那是她妈妈亲手给她做的，上面的纹样不是传统的苗族图腾，类似蝴蝶或龙这样的图案，而是卡通图案，有黑猫警长、孙悟空和猪八戒。我觉得这太特别了，就询问她为什么衣服上都是卡通图案？她说因为她小时候只有两本卡通书，一本是《黑猫警长》，还有一本是《孙悟空》。她特别喜欢，一直放在枕边都翻烂了。她妈妈看到她这么喜欢，给她做盛装的时候就把她最喜欢的卡通形象绣在了上面。

“最后的玩偶”的故事一下子就把我带入到季刀苗寨，我在那里看到的那件盛装。有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而不是平凡的语言表述。当时过境迁，孩子们长大了，回过头去看，会发现父母留给我们的爱其实处处可见。特别感谢乔老师可以写这本书，可以在第一时间把读者带到乔老师这几十年的田野调查当中去。

许柏成：谢谢邓立老师分享的有温度的故事。一本好书的诞生也离不开出版社的匠心。下面我们有请张谦总编辑来谈一谈《村庄里的艺术》出版的故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六艺学者、《村庄里的艺术》新书作者乔晓光

乔晓光：首先感谢各位嘉宾在百忙之中为这本小书而来，同时特别感谢参与分享会的听众。大家对这本书的肯定，也是对民间艺术和乡村的肯定和认同。研究村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原来民间美术系的一个研究对象。村庄不仅是我研究的对象，也是我老师和老师的老师们的研究对象。

在延安鲁艺的时候，我老师的老师开始把民间艺术作为学习和创作的榜样，他们开始关注村庄里的生活。我老师这一辈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关注村庄艺术背后的民俗文化。到我是第三代人，赶上了千百年来未有的社会变化，也就是文明转型。在村庄的很多文化要消失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关注到文化背后的人和人的生活处境。

这本小书的内容其实也是我多年以来田野研究，包括在美院对年轻一代学生的教学中的田野个案。课堂上，我们会讲民间美术的分类、文化特色以及多样性。非遗在全国普及以后，我们开始向社会介绍非遗。我的老师告诉我田野一辈子是做不完的。做不完不是因为我们任务大、做的慢或是太认真了，而是这个文明太浩瀚了。现在世界汉学界普遍认为是汉字是中华文明持久性的核心因素。但是从新世纪初以来，我们认为活态文明也是中华文明走到今天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把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叫做活态文化。乡村实际上是中华文明一个活态的地平线，也是最真实的地平线。56个民族的活态文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我们可以根据文明去追溯历史，也可以走向未来。

一个人力量是单薄的，一所大学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今天能有不同的嘉宾，从民俗学、出版界、当代美术等不同的角度，从对乡村振兴和民族艺术的转型发展，来谈村庄里所存在的非物质遗产和活态文明。大家都来关注它，正是我写《村庄里的艺术》这本书的初衷，也是一个愿望。

陇县年节时的窗花  张建拍摄  2019年 图片来源：《村庄里的艺术》

尚辉：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我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在河北蔚县见到了当地使用彩绘点染方法的剪纸。当时在河北农村的春节，剪纸艺术是随处可见的。80年代初，中国美术开始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当时我在工作台案上放着毕加索的画册，我觉得毕加索的画与我们乡村的剪纸有些相似之处。这种认识驱使着我前往乡村更加深入的了解。

乔晓光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作为我国最高艺术学府的一位教授前往乡村考察民间美术，这本身就是引人思考的。他的老师靳之林先生也是如此，靳先生是油画艺术家，著有关于乡村艺术的三部曲——《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绵绵瓜瓞与中国本原哲学的诞生》、《抓髻娃娃与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在油画领域的贡献。

进入现代文明后，是否意味着所有早期文明都应该结束？工业文明之后，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出现，现代主义绘画逐渐兴起，并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古典绘画传统进行反思。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被塑造成一种充满雅致的文明，具备高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然而，现代主义绘画则追求突破这一传统，探求全新的表达方式。旨在超越传统的限制，追寻更自由、更富个性的艺术表现。

现代艺术对传统文明表示反叛，勇于探索原始社会的艺术灵感，其中甚至包含中国剪纸艺术的创新表达。我在最近的荷兰之行中参观了两座梵高美术馆。梵高对东方版画情有独钟，他深信东方版画的构图和线条可以颠覆西方绘画的空间透视与造型体系。毕加索、米罗等现代主义艺术家也怀抱相同的理念。

透过《村庄里的艺术》，我们不仅了解了艺术人类学角度的艺术发展历程，还认知到艺术在进入高级文明形态后可能发生的转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明确验证了这一点，这些运动都在寻求回归关涉人类生命根本问题的源头。大地艺术和行为艺术实质上正是这种形态。《村庄里的艺术》所启示的不仅是关于乡村艺术的议题，而且蕴含着对更宏观层面的思考：为何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没有持续遵循图像学的体系演进，而是转向人类最初的艺术形态？

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可能会过于浮躁，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处于先进阶段。我们也逐渐开始担忧，科学家是否在为我们构建虚假前提，例如电脑是否最终会取代人类。然而，当我们回归到乡村时，会感受到本源生活的淳朴和美好。这种回归感正是《村庄里的艺术》所传达给我们的。即便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需要从古老智慧中汲取灵感，重新思考人类艺术与文明的发展。

许柏成：谢谢尚老师。尚老师将我们带到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乡村的艺术。邓立老师在乡村有很多的实践，村庄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尧山开采后遗留下来的残迹，许多大坑里集聚了雨水，残迹上也开始长出了一些绿色植被。这里由于景色“惨烈”，今天居然成为游客们的打卡之地，有人还为它取了名字，叫“魔鬼城”  石军良拍摄  2022年 图片来源：《村庄里的艺术》

张谦：这个项目是从2018年开始的，我们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并与主管部门一起协力运作。乔老师是一位非常认真负责的作者，在整个编写过程中，他会和我们商量每一处修改，我们年轻的编辑团队在此过程中也得到了学习与锻炼。

漓江出版社位于广西，是一个拥有众多少数民族和山歌文化的地方，因此有着丰富的多民族文化资源。我们持续关注民族文化共生共融的历史与现实，也出版了一批相关题材的一批文学作品。我们从今年开始还设立了漓江文学奖，希望大家多关注。

乔晓光：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村庄里的故事，让我非常受益。这本书其实只是涉及了村庄里的故事的一小部分。剪纸艺术研究在中央美术学院已经有三代人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但是民间文化的厚度、深度和多样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非常丰富多彩的书。

《村庄里的艺术》只是简单地讲述了19个故事，但是真正的研究还没有展开。刚才尚老师从美术史以及西方的艺术哲学的角度，说明了艺术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和表现方式。不仅仅是剪纸艺术，还包括音乐、舞蹈等多种类型。实际上，活态文化作为一种艺术表征，其丰富性远远超出了学院派的国、油、版、雕、壁或者音乐、美术可以解释的范畴，因此我们远远没有完全理解它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我认为因为村庄艺术，我们可能会重新审视和改写目前的艺术史方法论，甚至需要重新定义艺术形态学。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在我的老师的引领下，我们致力于做好剪纸艺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剪纸本身，也是为了探索民间美术的方法。通过优秀的民间美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民族的艺术传统。这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我们迎接未来的起点。

许柏成：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乡村振兴国家政策、大众传播生态等多重因素的促使下，乡村正在迎来巨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是否能够保留乡村珍贵的文化，让它们可持续发展？

乔晓光 《玉米地》布面油画 1985年 （《中国油画1700-1985》封底及第163版图，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

尚辉：大家都理解了民间艺术和乡村活态文化的重要性，我们一直担忧活态的民间艺术是否能永久延存。刚才邓立女士提到了贵州的刺绣如何成功转变成艺术品，甚至奢侈品，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化，使活态的乡村艺术得以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然而，我认为活态的乡村艺术可能不会永久存活。虽然人类艺术的发展可能从高级文明形态向原始转化，但这种转化与乡村绵延的活态艺术形态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一个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随着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生产已经取代了手工艺产品，导致许多传统手艺和纹样在现代社会逐渐消失。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很多传统艺术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因。虽然它们在乡村无法永久存在，但我们可以通过文献、博物馆来保留和研究，这是一种重要的存活方式。

刚才我们在回忆现代性形态的时候谈到了新的艺术转化，这在乔晓光的艺术创作上也是适用的。我最初知道是乔晓光的名字是因为他所创作的“玉米地”系列油画。那幅画是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国油画1700-1985》的封底，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荣誉。然而，他后来转向研究民间艺术，记录活态的艺术形式，回到了有关生命的最纯真、最原始的记录和研究。其实在他的玉米地系列作品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的元素。

在艺术人类学领域，艺术并不一定按照低级到高级形态继续发展，可能会有折返的情况。一些最基本的原始艺术形态会永久地保留在一些艺术创作中，成为一种亚文化。这和在博物馆里陈列和收藏艺术不同，它是一种新的生命力。

乡村里许多优秀的剪花娘子一生辛劳，晚年仍生活清苦，她们是缺少关注的文化传承群体  乔晓光拍摄  2003年 图片来源：《村庄里的艺术》

张谦：我认为如果让我们的活态文化更好地得以延续，需要有一个更好的传承环境。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可以放慢一点速度生活。中国古代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是有“晴耕雨读、诗礼传家”的传统的。乔老师在书中提到了一些代表性的工具，比如毛笔、筷子和剪刀，它们的使用带有性别感。毛笔一般是男性使用，用来学习知识和文化；而拿着剪刀、绣花针等操持家务则是女性的事情。以前的社会并不像现在的商品社会，很多物品不是通过交换就能实现的。在古代很多家庭主妇是从纺线织布开始做成一件衣服。我不认为我们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我们应该拥有一种心态，去享受慢下来的过程，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地赶路。

许柏成：嘉宾们提到当下和未来的年轻人对村庄的态度，活态文化是否能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应该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村庄文化？

睡了许久的木偶人在阳光下，似乎也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张冬萍拍摄  2018年 图片来源：《村庄里的艺术》

尚辉：实际上，乡村艺术能否融入现代教育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理解。现代教育是现代文明社会创造的一种教育模式，其目标是让社会上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权利。其次，现代教育是系统化的知识谱系教育。许多技能被纳入专门的学院或技工学校，例如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等。但在今天的艺术学院中，出现了知识化的倾向，而忽视了技能训练。乡村艺术逐渐被淡漠、衰退甚至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进入现代文明教育系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艺术独特的传承方式可能需要与现代教育的理念进行适度融合和平衡，以实现其传承的保护与发展。

第二，剪纸、皮影、木偶戏……它们最重要的承载体是民俗文化，与节令和生死等最基本的命题相关联。然而，现代教育与之是相排斥的，因为之前它们不被认为是文明或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人类文明的乡村艺术或民俗文化，如果某一天真的消失了，那将会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人类文明将会重新书写。这是人类学者或其他学者们所关注的，包括我相信乔晓光写《村庄里的艺术》这本书也是这个目的，他认识到这些传统是具有久远传承价值的文化。

库淑兰剪纸 ——《一树梨花开粉墙，娘在绣房教贤良》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陈列室提供 图片来源：《村庄里的艺术》

张谦：目前我们的教育可能陷入了一个怪圈，大部分在教孩子如何备考、如何竞争。尽管素质教育已经强调了很多年，但竞争的压力仍然存在。在不断刷题的过程中，许多孩子内心对美的感受可能慢慢被磨灭。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小时候画得很好，他们有天生的艺术感悟力。但是到了学校，老师会教他们应该如何审美，可能会改变他们最初的天然美感，使他们对一些质朴、本真的东西产生疏远。

乔老师在书中提到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应该透过事物看后面的事实。现在的教育教人怎样看待一个事物，但是却没有教人去发现事物背后的事实和逻辑关系，以及它的情感脉络。如果能让所有人都睁开眼睛去发现美，乡村剪纸等艺术中的美的一面会被更多人发现。

关于村庄的对话现场

观众二：我是一个地方志愿者，我曾深入许多村庄挖掘抢救乡村的记忆，其中包括很多非遗项目和传说故事等。我想请教，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抢救乡愁的记忆？又该如何运用艺术为乡村振兴赋能呢？

岳永逸：目前，艺术赋能乡村已经变得非常热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实践和研究。艺术肯定有助于乡村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实践层面，是否所有艺术都能使乡村富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中，这个问题涉及因素太多太复杂了。我认为最关键不在于一个艺术家是否亲自在某个地方从事艺术创作，而是在于他能否让当地居民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有价值，让他们认可艺术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把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搬到那个地方。对于一个艺术家或者对乡村怀有情怀的外来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能让当地居民感受到艺术的真正意义。这也是让很多从事艺术相见的朋友们困惑的地方，经常会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导致计划搁置，项目中止，一切变得无影无踪。说实话，我知道我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几句话能够概括的。

《村庄里的艺术：村社传统田野手记》 乔晓光著 漓江出版社 2023年6月

观众三：各位老师好，我是学习艺术人类学的研究生。根据我们进行的一些小调查和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在现代乡村里的民俗艺术传承与上个世纪或更早时期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现在的传承似乎更加仪式化，并且省略了许多以前的绝活和招牌技艺，导致一些记忆和技艺的失传。这种传承现象可以被称为传承吗？它是否有其价值？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岳永逸：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之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精神性和庄重性正在逐渐减弱。但是，这种庄重性少的传承就失去意义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跟社会大环境是相通的。

老北京有一句俗话是“学什么都需要三年零一节”，真的是必须三年零一节吗？不是，而是说明学习一个技艺需要花费时间和耐心，不可能简单地三天两天就能学会。艺术技艺的学习需要跟随师傅全方位的教导，不仅仅是一些规矩，还包括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然而，如今快节奏的生活已经不再容许这种学习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如何有意识地放慢节奏，去敬畏学习的技艺，并尊重我们的师傅。不一定非要磕头或者如何拜师，而是指打心眼里有着敬畏，真正尊重所学技艺和师傅的精神传承，这才是根本的。

（本文根据嘉宾现场发言内容整理而成，文字整理编辑：韩贝 许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