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艺术节热潮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

懒坝大地艺术园区俯瞰图（懒坝大地艺术季提供）

笔者所指的在地艺术节概念较为宽泛，包含日本大地艺术节模式但不局限于此，有几个主要特征。一、艺术节举办地多在远离城市的郊区、乡镇，甚至荒野地区，举办场所以户外、公共建筑和旧民居为主，区别于城市的美术馆和白盒子画廊空间。二、艺术节具有当代文化属性，区别于地方上的民俗节。三、艺术节关注地方的风土人物与自然生态，具有较强的在地属性，区别于艺术圈内的国际性艺术节。一些与地方政府捆绑紧密的在地艺术节更被赋予了活化地方、激活地方文化建设、促进地方文旅发展和产业振兴的目的。

北川富朗这一模式成功地吸引了国内艺术界和文旅界的关注，很多地方机构仿照北川的方式，邀请艺术家来到乡村创作大型装置作品，吸引城市游客观光旅游。但这一方式在业内也有很多争议，集中在艺术节成本、长期运营和乡村原始文化生态破坏等问题上，一位在乡村工作的设计师认为，大地艺术节耗费大量成本和资金，大型户外作品的运输、安装和拆卸都很麻烦，同时艺术节像一个巨大的烟花，节日期间很热闹，但结束后就没有了人气，与其把钱砸在一个大型项目上，不如分散在多个小型项目长期运营。另一位美院老师认为，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放到村民家门口，对于不了解当代艺术的村民很不尊重，而乡村非常优质的民间活态文化资源等待挖掘和保护，却少有人行动。

笔者走访或关注的在地艺术节的感受是，艺术+乡村的在地艺术节模式将城市的艺术、设计、音乐、展演融入了乡村生活，开辟了全新的文化场域，丰富了当前城乡的文化生态，为有效打通城乡资源链接通道提供了助力。同时笔者也发现部分艺术节更像是艺术家和都市文艺青年来到乡村的体验活动，很多艺术作品形式很现代很国际化，置于山林野地很壮观，为他们提供了审美、沉思的体验，但作品和本地叙事、普通观众与村民关系较远。对于城市观众来说，乡村艺术节距离城市较远，参观艺术节的城市观众多是自驾，乡村原有的公路和接待能力有限，交通拥堵和停车就有困难。

南海大地艺术节作品《时间的灯塔》（摄影：李均良 ）

南海大地艺术节的发起人孙倩认为，“大地艺术节”本质上是以文化艺术带动地域振兴的系统工程。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换句话说，北川富朗的大地艺术节是一场基于地方复兴的综合性的社会文化行动。它绝不是邀请艺术家到地方上创作作品，吸引游客增加当地收入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不能紧盯着大地艺术的文旅商业回报和产业振兴，更应该展望它对地方乡村和都市人群长远的文化培育和文化品牌国际影响力。

从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来看，虽然两国都存在乡村衰落、老龄化问题，但日本的老龄化极为严重，很多乡村只留存少数高龄老人，同时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很高，乡村基础化设施比较完备，日本的乡村老人没有太多物质条件的忧虑，面对孤寂的乡村生活，他们渴望年轻人带来的活力。而中国目前还处在城市化过程中，一部分乡村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乡村不仅有老人，还有从城市务工归乡的部分青壮年和留守妇女儿童，他们渴望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生活条件、文化生活和教育资源。中国地域辽阔，乡村不仅有南北差异、沿海和中西部差异、汉族和少数民族差异，除了传统农耕村，还有少数的物流村、文旅村，各地乡村的资源禀赋不同，因此中国乡村面临着更多复杂的因素。

目前中国的当代艺术节基本集中在大城市，相比欧洲上百年的小镇艺术节和日本几十年的乡村大地艺术节的成熟经验，中国在小镇和乡村举办当代艺术节尚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如果不考虑国情不同，利益诉求的不同，文化差异不同，盲目复制日本的大地艺术节可能会造成不少问题。我们需要借鉴的是北川富朗在大地艺术节中的一些思想和通用经验，而不是复刻艺术节的具体形式。

松本秋則以竹子为原材料进行艺术创作，与当地竹艺匠人以及志愿者合作完成的“竹音阵”，风起的时候，竹子会发出美妙的声音。

在地性创作想说不容易

在笔者走访的艺术节中，不乏遇到精彩的作品，但也看到一些问题。有些作品本身很现代，造型很国际化，但内容和当地关联度不高，明显是从城市白盒子艺术空间移植过来。有些作品体量巨大、色彩造型夸张，在古朴的乡村环境里尤为突兀混乱；有些作品很可爱，仿佛是迪斯尼乐园中的卡通物，但这样的作品太多，文娱色彩太浓，艺术节的文化价值就偏弱；还有个别艺术家不了解当地的色彩、词语、图案的禁忌，做出的作品遭到当地人的反对。

从艺术家的创作角度看，几乎所有在地艺术节项目的组织者和策展人都会强调在地创作的重要性，所谓在地创作，艺术家不是枯坐在画室里创作，需要艺术家到现场考察，做地理、历史、风土、人物的田野调查，有些还需要在当地取材，围绕地方的人、事、物展开想象和创作，这样作品才能真正体现当地的叙事、激活当地人的记忆和情感。艺术家如果缺乏对当地的感觉和情感投入，作品自然难以与观众产生共鸣。甚至一些在地艺术节受制于经费或指令要求，仓促举办艺术节，艺术家来不及驻地调研创作，主办方只能空运画廊美术馆的作品应付，造成作品缺乏质量和特色。

中国台湾的差事剧团和高雄美浓在地协会合作的作品《回到里山》

近年来，戏剧和其他表演性节目在在地艺术节中占比越来越大，这在日本大地艺术节中早有先例，与静态的装置和影像作品相比，表演节目更能吸引普通观众的目光，表演具有强烈的身体动感，能充分激活观者的参与性和互动。从笔者走访的一些艺术节看，表演性内容多集中在现代音乐演出和都市戏剧，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都市观众。另有一类是地方戏剧的活化，比如左靖在河南大南坡村策划的“南坡秋兴”主题活动就复兴了当地中断四十年的怀梆戏，受到了当地村民的欢迎。

目前笔者参观过的艺术节，表演类节目普遍面向都市青年观众，在地内容表达薄弱，与当地人的互动较低。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艺术节表演内容比较重视在地文化创意性表达，比如在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中大放异彩的澳大利亚大型木偶剧《烛花木偶剧团（Snuff Puppets）》，演出剧目趣味十足，非常善于调动当地人在表演中的参与性。中国台湾的差事剧团和高雄美浓在地协会合作的作品《回到里山》（2015）、《寻里山》（2016），还有云门舞集在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表演的《天光．霞》（2023）注重表达人类与自然的原初情感，人与大地的连接，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濑户内国际艺术祭中犬岛精炼所美术馆航拍 图片来源：渠蒙

大型艺术节宜少不宜多

在地艺术节是一个系统工程，举办一场较为成功的在地艺术节对于资金、物资、人员素质、交通住宿条件、与城市距离、艺术院校和艺术家资源、自然和乡村环境和当地政府的支持力度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中国幅员辽阔，少数富裕的乡镇具备自然人文条件和硬件措施，但举办大型艺术节仍然需要非常谨慎，。大型艺术节往往不是覆盖一个村而是覆盖广大区域，例如日本大地艺术祭覆盖了760多平方公里，濑户内国际艺术祭更是在近两万平方公里的濑户内海上涉及十几座大小岛屿，中国的南海大地艺术节也覆盖到西樵镇全域176平方公里。

因此当地政府需要对举办大型在地艺术节有一个清晰的定位，要考虑文化长远投入与短期经济回报的关系，以县域为单位全盘协调各方面资源，通力举办好艺术节。艺术节的主创者不仅对于乡村振兴，地方活化有坚定而长远的信念，更要有广泛的艺术资源，具备与地方官员、志愿者团队和当地村民耐心细致的协调沟通能力、坚决果断的团队执行能力、文旅文创的商业转化能力。

如果地方政府和主创者盲目草率投入这种级别的艺术节，海量的游客会给当地交通住宿带来巨大的压力，扰乱村民的日常生活，装载拆卸大型作品会给当地环保和村民生产带来困扰。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看不到经济回报的地方政府，可能丧失信心继续支持举办艺术节，中途废掉艺术节又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出现首届盛大开幕，第二届、第三届勉力维持，后面无影无踪的尴尬局面，这方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铜陵田原艺术季开幕式现场（供图：中国·铜陵田原艺术季）

在地艺术节多样化将是趋势

考察国外成熟的艺术节和国内新近在地艺术节趋势，笔者认为，未来地方举办在地艺术节将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人员条件、地区发展目标将更加明确艺术节定位，主创者会持更开放的视野，将不局限于为偏远地区村民和空泛意义的游客服务的大地艺术节模式，出现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在地艺术节，比如自然疗愈与环境保护的生态型艺术节、都市白领青年文旅的户外艺术节、艺术家独立视角自由创作的艺术节，以城乡儿童自然与乡土美育为主的艺术节等等。但无论怎样类型的艺术节，涉及到乡村与自然环境就必须要做到环境保护和尊重当地村民的意愿。同时注重乡村文化建设的艺术节会更加小型灵活，更注重乡村在地性，主办者将乡村的礼俗、信仰、节庆、风物更多地融入到艺术节中，会出现更多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共同参与型的艺术节。

刘庆元在深圳建筑双年展上的“动如脱兔”（图片来源：刘庆元）

广东青田的民俗活动“烧番塔”（图片来源：渠岩）

曾令香教授带领团队在乡村实践（图片来源：中国网）

村中小朋友在大南坡音乐教室迎来第一批老师：小河与五条人，摄影：戴铭泽

这方面案例很多，艺术家程美信、林正碌、陈子劲等艺术家长期在福建屏南等地的乡村建设，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焦兴涛、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王天祥、四川美术学院酉阳艺术与乡村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曾令香带领师生分别在贵州桐梓县羊磴镇、重庆的东升村、重庆的花田乡中心村等地的长期艺术实践都是近年来比较突出的例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在湖北省洪湖市和沙洋县四个村倡办老年人协会，不仅提供了协会启动经费，盘活了活动空间，也帮助老人们建立组织机制，使得老年协会能够自行运转，作为学者的贺雪峰对于乡村问题的深入研究和乡村自组织的经验很值得艺术乡建的艺术家学习。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化乡建还是乡村艺术节，通常模式是城市的学者、艺术家、社会组织为乡村提供理念和技术，为村民带来丰富的精神生活，为乡村文化产业提供帮助，促进城市游客为乡村带来消费，在这一过程中，主创者需要调研国内外各种乡建模式，与当地人充分沟通，不以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真实需要，能够较长时间与当地人共生共建，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才能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文化建设或艺术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