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打开丢勒的收藏宝盒（下）

文_李莞潸

柏林国立博物馆群中有一间大名鼎鼎的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它不仅是德国最大的平面艺术馆，也是世界四大版画艺术博物馆之一。单是从馆藏超过50万幅素描及大约11万幅版画、油画、水彩画、粉彩画等作品的数量来看，版画素描博物馆就够豪横了，而从质量来说，光是提一个人名，就够它令众生顿生向往。

2023年是个幸运年，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推出超级纪念大展“丢勒在柏林：在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寻迹大师”，堪称打开了馆藏的最大宝箱。在一次性释放出的约120件展品中，除了全套的《启示录》、手工上色版及罕见初版《忧郁I》、超大尺寸的《凯旋门》等版画代表作，还有《母亲》、《铜线工坊》等素描、水彩水粉画等杰作。本文是对本次展览深度解读的【下】部分。

“戴苏格兰帽的女人”，丢勒，炭笔画，1503

纳格勒收藏中的肖像作品《戴苏格兰帽的女人》是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拥有的第一批丢勒素描藏品，1835年将其拥有。画中人身份不明，但被推测为丢勒关系网中的核心成员，可能是他的妻子、妹妹或是挚友的妻子。

丢勒诞辰400周年特别画册，1871年出版

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早期的丢勒素描藏品大部分来自纳格勒收藏，1871年，为纪念丢勒诞辰400周年和德意志帝国成立，馆方出版了一本特别纪念画册，其中70幅馆藏的丢勒素描被视为最大亮点。丢勒的作品再次被高调地与国家形象及民族认同捆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原本荣耀无比的亮相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反转，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丢勒在柏林”的收藏历史。

发文质疑柏林这些丢勒作品真伪的是莫里茨·萨乌斯（Moriz Thausing，1838-1884），作为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时任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的馆长（Albertina），莫里茨的话语权可想而之，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丢勒之争”（Durer Streit）被视为艺术史文体批评的初始。

左图：肖像徽章，汉斯•施瓦茨，青铜，1518-1520；右图：丢勒徽章（复制品存疑），青铜，1520年之后

丢勒曾在1520年自己的低地之旅日记中提到自己的这枚肖像徽章：“在安特卫普，我为了自己的肖像徽章寄了两块金荷兰盾给奥格斯堡的汉斯•施瓦茨。”汉斯•施瓦茨制作的丢勒徽章随后很快成了丢勒肖像的通用范本。

在这场丑闻之争中，输的当然不是汉斯•施瓦茨，而是柏林瞬间丢掉了丢勒收藏的核心地位。彼时，普鲁士王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终于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随着“丢勒之争”的发展，这件事不再简单地只关乎于一个博物馆“掉”了一些藏品的尴尬，更上升到了民族耻辱的层面上。从维护国家形象确的角度讲，元气大伤的柏林丢勒收藏必须回血。

重建，反弹

1871年丑闻后的两年，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时任馆长馆长、德国艺术史学家海因里希·霍托（Heinrich Gustav Hotho，1802-1873，1859年起担任馆长）离世，“残血”的博物馆进入重建期，馆方从维也纳挖来了已成名的艺术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普曼出任新馆长。

出生于布拉格的李普曼家境优渥，自幼接触艺术。在维也纳时，李普曼曾于1871年与掀起“丢勒之争”轩然大波的莫里茨•萨乌斯共事办过丢勒的展览，也是最熟悉丢勒的专家之一。

莫里茨•萨乌斯出任馆长的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丢勒收藏界的扛把子。1796年，哈布斯堡皇室女婿、奥属尼德兰总督、艺术收藏家“泰申公爵”（Duke Albert of Saxony-Teschen，1738-1822）在维也纳创立了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它的大量丢勒藏品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皇家收藏。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1612）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私人收藏家，是提香等许多艺术家的朋友和赞助人”，手中的好东西可太多了，阿尔贝蒂娜博物馆因此身价不菲。

“圣母的一生”（The Life of the Virgin），丢勒，19幅作品&封面，木刻版画，约1502-1511

“母亲”，丢勒，炭笔画，1514

“双狮”，丢勒，1521

从1877年开始，李普曼开始出手买买买，丢勒的《母亲》、《双狮》、三大木刻系列之一的《圣母的一生》等代表作来到了柏林。上文的配图中，在李普曼雕像旁边的组图就是《圣母的一生》。

“山谷”（Valley near Kalchreuth），丢勒，纸本水彩、水粉画，约1495-1500

“十字路口的大力神”（Hercules at the Crossroads），丢勒，铜版画，约1498

李普曼选货的目光是真一流且格局打开，不同类型的藏品从更多角度展示着丢勒的魅力。在“未完成”的《十字路口的大力神》中，人们看到了大师创作的轨迹。

“天使报喜”，丢勒，水彩钢笔画，1503

这幅《天使报喜》也别有韵味，丢勒在其中似乎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空间透视，而非神圣事件本身。可以，这很“北方达·芬奇”。

“围攻要塞”（The Siege of Hohenasperg），丢勒，钢笔画，1519

丢勒的花押字签名是他个人的著名标识，也是德国艺术的著名标识，姓名首字母缩写“AD”加上清晰的年份记录，让研究人员看了就觉得省心。丢勒于1498年开始频繁使用这个被誉为艺术史上最独特的签名，当时他的版画卖得太好以致盗版不断，有签名方便维权。此处插播一个冷知识，艺术史上的第一场版权诉讼的提告人正是丢勒。

但丢勒其实早就开始使用他的签名了，有多早呢？创作于1485年的《圣母与奏乐天使》中出现了目前为止最早的丢勒花字签名，算是初始版本，和后来精进过的版本有些出入。但初始版本就已经够厉害了，因为那年丢勒才14岁。

“鹭”（Heron and Leg of a Heron），丢勒，羊皮纸水彩画，约1515（存疑）

动荡、分离与合一

在李普曼离世后，他的继任者继续扩大着“丢勒在柏林”的藏品。随后进入动荡岁月，一战、全球大萧条、二战……特别是纳粹执政时期，受财源所限，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只能通过一边出售馆藏换钱、一边购入更重要的作品，《鹭》和《采石场》都是这样“N换1”购入的。

“意大利城堡”，丢勒，水彩水粉画，约1494或1495-1500

丢勒，上图：“睡着的男人及手部习作”，纸本钢笔画，约1493/1494；左下*：“米凯尔·瓦格莫特（Michael Wolgemut，1434-1519）肖像”，1516/1516，德国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藏品；右下*：“丢勒父亲（Albrecht Dürer the Elder，约1427-1502）肖像”，木板油画，1490，乌菲齐美术馆馆藏

同样是在1951年购入的《睡着的男人及手部习作》是丢勒的早期作品，画中的男人可能是他的金匠父亲，或是他的老师、德意志画家和版画家米凯尔·瓦格莫特。

丢勒，《忧郁 I》（Melencolia I），铜版画，1514，左图：东柏林于1953年购入版本，右图：由西柏林收藏的罕见初始版本

丢勒三大“大师版画”中的《忧郁 I》是版画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幅创作于他母亲逝世那一年的版画至今仍未完全解读。柏林版画素描博物馆曾于1913年购入一幅罕见的《忧郁 I》，这是在正式出版前最初始的版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现存仅有7幅，最大的区别的是画面右上方的数字区域，数字“9”的开口方向是不同的。

自两德分裂后，这幅稀世珍品同大部分丢勒藏品被带到西柏林的“达勒姆”部分。即便如此，东德对丢勒的热情依旧有增无减。1950年，位于东柏林的国家画廊举办大型展览，丢勒的作品拥有一个独立展厅。1953年，东柏林也购入一个新版本的《忧郁 I》，在1957年的展览册中，东柏林用了整整三页来介绍这幅大师版画。

上图：左侧为西柏林版本的无上色版《凯旋门》，右侧为东柏林的《伟大的激情》；下图：“伟大的激情”（Great Passion），丢勒，11幅木刻版画+封面页，约1496-1511

东柏林还有丢勒的木刻代表作《伟大的激情》，彩色版本的《凯旋门》也留在了东柏林。直到1971年丢勒诞辰500周年纪念，西柏林为弥补两德分裂带来的损失，购入了1559年无上色版本的《凯旋门》。本次展览现场布置得很微妙，西柏林的《凯旋门》刚好毗邻东柏林的《伟大的激情》。

1994年，在东柏林与西柏林分离半个世纪的“丢勒”终于再次聚首，重新合体成为今日的“丢勒在柏林”——这是一段艺术收藏的别样历史，也是一段国家历史的独特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