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本讲生活的书，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村庄——乔晓光《村庄里的艺术》新书访谈

乔晓光与枫香寨主持哈冲的村社组织者的合影  谭芳拍摄  2009年

艺术中国：《村庄里的艺术》这本书体例和其它书很不一样，您向读者讲了19个乡村生活里的故事，为什么呢？

乔晓光：这本书记录了我20多年来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它的叙事风格是娓娓道来、比较真实和朴素。本来这本书前十个故事是为一个教育和文化传播公司做音频书录制的，因为一些原因没能最终实现。后来我的博士生帮我又把后9个故事录制了下来。用这样直接朴素的方式讲书，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来关注村庄。漓江出版社后来看到这些故事内容后非常感兴趣，于是他们请来最好的设计师，并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匠心，终于把这本书呈现了出来。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讲故事，实际上讲的都是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文化事实。

陇县年节时的窗花  张建拍摄  2019年

比如说村庄里的艺术——剪纸，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民间艺术类型，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剪纸，它不仅是窗花、绣花样和纸扎，中国剪纸是一个跨民族的、传承超过千年的活的艺术形态，其中包括30多个民族拥有剪纸的习俗传统，其文化功能使用在生活的许多方面，剪纸的文化分布覆盖了中国近60%的区域。剪纸与不同民族的生活有着广泛的联系，剪纸的文化普遍性被忽视了。许多民族在节日（祭日）、刺绣、服装、婚俗、丧俗和巫俗等习俗生活形态，都在使用剪纸。剪纸的文化承载功能和文化替带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当我们从纸文明的角度重新认识剪纸，我们不但发现了它的活态性和跨民族性，同时，也发现了剪纸的跨文化传播与世界剪纸领域的存在。一张薄薄的纸，背后连接着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造纸术和世界的剪刀史。纸作为情感表达的物质载体，被世界上多个民族所使用，在亚洲许多国家，至今仍在沿袭着传统剪纸形态，如韩国济州岛的萨满祭祀中，使用大量的剪纸来布置文化空间；在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神社中，仍将剪纸和纸符用于祭祀活动，日语中剪纸被称为kami，和“神”是一个读音，这来源于中国古代对纸的一种敬称。这些东亚国家与中国一样，也滋生出了活跃的现代剪纸形态。

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故事，从中国的乡村开始，中央美院三代人几十年的剪纸田野，发现了中国剪纸的文化整体性，又发现了世界剪纸的普遍性。大家都没意识到，直到今天，剪纸传统在世界许多国家依然是活态的。

当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博物馆、古代书籍、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经文中寻找人类文化踪迹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居然存在着活态的、复杂多样的、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剪纸艺术。剪纸居然是一个跨文化的世界艺术现象，我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当然，还有很多民间艺术，比如傩的面具艺术和刺绣，都是跨民族、跨文化、在许多文明背景下都存在的艺术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从现实生活来认识自身、民族和世界的途径，它是可触摸、可走进、可体验的文化事实。

山口镇上原来有庙的山顶被开采成一片平地  乔晓光拍摄  2011年

艺术中国：从1988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从黄土高原到云贵山区，您在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所经历的村庄的故事肯定不止19个，为何最终选择了这19个故事呢？

乔晓光：本来准备写20多个，后来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写那么多。同时也不是每一次田野调查都能讲出生动的故事。每位调查者对生活感受的角度不一样，对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样。当然只有对生活的了解足够深入细致的时候，才能把它生动地讲出来。在生活的课堂，我还只是一个学生。如果只知道一些民俗的内涵或者仪式的过程，这是远远不够的，要了解生活中的人，了解人在环境中整体的生存状态与那些具体的农民微观史。

另外，这本书还是有选择的，希望结合生活的角度，把一些对乡村的观察、发现和理解的东西呈现出来，比如关于节日、历史、生死、童心、思维、艺术等，真实地把我在生活中的发现呈现出来，并不是所有看到的东西都具有发现的价值。2003年我写《沿着河走》的时候，是以一种参与感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写作时具有即兴和情感的直接性。与之相比，《村庄里的艺术》增加了时间的沉淀和理性，一是田野的过程是在不断地反复中进行的，由于对多民族剪纸整体性研究的需要，对某个区域或民族聚居地的剪纸调查可能要去很多次。同时，这些故事都曾经是课堂上不断讲述的田野个案，与学生的讨论也会拓展自己的思考。

这些田野个案的讲述，也是在讲述田野的方法，同时通过田野事实的分析，引导同学们去关注一些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一座山的故事》，其中包含的民间艺术并不是很多，但它体现出了民间信仰的一些比较本质的问题。“活态文化”一词不是仅仅存在于书本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定义和概念，文化的活态性其本质是人的文化思维、文化情感和文化价值观。人的思维与生存环境形成了关系，这种关系随着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用复杂性理论来讲，复杂系统的存在是靠其“自组织”系统的运行。

剪花娘子库淑兰与她的窑洞  乔晓光拍摄  1988年

艺术中国：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您最感动或心灵冲击最大的故事，您选哪个？

乔晓光：我会选择讲述乡村剪花女人的故事，因为乡村妇女被忽略的太久了。我的老师开始看到了剪纸背后的文化——窗花不单单是艺术，还是民俗传统和本原文化，以及对一个区域性地缘文明的历史记忆。到了我们这辈人，乡村开始发生变化，农民离开乡村，传统开始衰退，我们在剪纸申遗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传承人的学艺经历和生存命运。

在申遗的天才传承人遴选过程中，我们发现剪纸传承人老奶奶普遍存在的人生磨难。她们剪纸铰的那么美好、生动，令人感动，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女人在乡村社会伦理中的不公平处境和的磨难。2003年我写了“文化尊重离农民有多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不久又在《北京日报》写了题为《21世纪中国乡村的“剪花娘子”现象》的文章，讲述了千百年来传承着吉祥灿烂民间艺术的乡村女人与所经历的磨难和苦难，形成了21世纪初具有强烈反差的乡村女性文化现象。女人在乡村是被边缘化和卑微化的，没有人给她们足够的文化尊重。为什么她们命运中有那么多苦难磨难，但她们把艺术创造的这么好看、灿烂、艳丽和吉祥。我们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关注艺术背后的人，关注文化创造主体的处境与内心。随后我在文化遗产学系提出了“乡村女性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主题，开始指导学生以口述史、图像史的方法来研究乡村女性传承人。

库淑兰剪纸 ——《一树梨花开粉墙，娘在绣房教贤良》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陈列室提供

艺术中国：您现在怎么看您和民间艺术的这种缘分？田野调查研究对您的艺术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乔晓光：和民间美术的缘分是大学毕业后开始的，首先是发现了生活中的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剪纸，明确了向民间美术学习，结合西方现代艺术探索绘画现代性的问题，后来赶上85美术新潮，以油画和剪纸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

1988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研究生后，民间艺术成为我的研究对象，不断的田野与艺术创作，一方面是延续了借鉴民间艺术进行现代性绘画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加强了对民间美术的文化研究。同时，开始了对剪纸的教学与田野研究。最初的剪纸研究是围绕着黄河流域的乡村开始的，后来，发现剪纸是跨民族、跨文化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年的乡村田野一路走来，和民间艺术的缘分还是很深的，因为生活总是带来太多的相遇与惊喜。生活变化太快了，我们做的记录可能将来会成为历史的一环，现实中就可能荡然无存了。

陇县年节中的步社火  乔晓光拍摄  2019年

艺术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是在城市长大，很少机会到农村，在大学如果不是这个专业的话，可能也不会接触到相关信息，您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年轻一代人了解和关注民间艺术？

乔晓光：面向年轻人的文化传播，确实应当考虑传播方式的适应性与亲和力。这方面倒是有一些切身的感受，2019至2021年，将近两年时间我带着团队在陕西陇县调研脱贫攻坚的乡村工作，当时年节调研时接触到了一些演社火的95后和00后的年轻人。小伙子们都很帅，1米8多的个子，扮出装来很威武，他们游演一天给几十块钱。当时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文化觉悟真高，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喜欢短视频、抖音的传播。他们觉得演关公和周仓以及一些古代人物是很酷的，就像城里的女孩喜欢穿汉服一样。实际上他们是被现代传播方式所吸引，再苦再累，他们也愿意演。同时，我们也发现村上女孩们都愿意扮高芯社火中的七仙女，这个被固定在钢筋架子上的古装扮演更加辛苦，但她们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荣誉。

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和文化遗产的结合吸引了年轻一代。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其实更适合于做成纪录片、短视频、 Flash动画，或者有声书，可能传播的会更好。更年轻一代人握着手机长大的，会更喜欢短时间、更加随性有趣、更直接的传播方式。他们不太习惯从头说起，更不喜欢讲大道理，他们会抵制说教，不愿意讨论无趣的东西。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对本土文化的陌生感，也增长了亲切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在提醒自己，少说教，少抒情，多讲事实，让生活开口说话。 

《村庄里的艺术：村社传统田野手记》 乔晓光著 漓江出版社 2023年6月